十、究竟是应该归“功”，还是应当归“责”？——从《后记》说起

在该书的“后记”中，郑教授对张纯元教授等前辈貌似虔诚地表达其感激之意：“我想特别提出，在几年的学习和研究及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了工作单位的张纯元教授、曾毅教授、蔡文眉教授等人的精心指教和培养。即便当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日子里，他们还是在努力帮助我的研究，并写信鼓励我努力学习，为中国的生殖健康事业多做贡献。多年来他们认真严谨的学风和对年青人不遗余力地帮助关怀，使我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去克服困难，不懈努力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堪称典范。这本书的问世无疑也凝聚了他们的大量心血和汗水，在此我对他们的帮助和教导表示深深的谢意。”而且，据该“后记”透露：“本书成文后，张佩华老师阅改了全书的文字”（第235页）。

不过，面对本文初步列举的上述一系列问题，请问郑晓瑛教授：您对得起“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张纯元教授、曾毅教授、蔡文眉教授等人的精心指教和培养”吗？您对得起“多年来他们认真严谨的学风和对年青人不遗余力地帮助关怀”吗？特别是，您对得起“阅改了全书的文字”的张佩华老师吗？

若非善意地揣度，上述致谢如果不是学术上“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郑晓瑛教授企图将该书存在的抄袭剽窃等严重问题归责于他人，陷这些北大人口学前辈于不仁不义的陷阱。换言之，即将己之过归责于人；至少，绝非归功。

事实上，该书及其作者的做派，恰恰是对北大以及北大人口研究所优良学风的彻底性颠覆和败坏 。

十一、关于《生殖健康导论》评价问题

该书出版后，如前所述，不仅获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人口学会著作二等奖；2015年，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百度百科“郑晓瑛”称：该书“是联合国人发大会后中国生殖健康早期研究的权威著作之一” 。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1999年12月，北大人口所教授、《市场与人口分析》（今《人口与发展》）杂志前副主编顾鉴塘同志，曾撰写《一个年轻女学者的成功之路——记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郑晓瑛教授》 。在该文中，该副主编曾如此妙笔生花道：1991-1993年，在从著名人口学权威曾毅所长博士后期间，郑博士“率先在国内对生殖健康这一国际新兴研究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同时把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地运用到这一研究领域, 由此取得了一般非医学类专业人士难以取得的独特成果” ；在英、美访学期间，“娴熟的英语、扎实的专业知识使她得以有条件在有关人口的国际会议上陈述自己的学术见解, 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郑晓瑛在英、美合作研究期间所取得的不平凡业绩, 特别是她能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关于生殖健康和卫生经济的许多新鲜见解, 受到了英美同行的赞赏和高度评价” ；“将祖国的利益、 北大的重托看得高于一切的郑晓瑛恰恰在此时, 毅然放弃了在欧美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提前回国了。这一在常人看来似乎难下决心的事, 郑晓瑛却处理得那么轻松、自然和合乎逻辑:‘我在美国哈佛时, 似乎经常听到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在召唤我, 那里有我许多难以割舍的联系：我的根在北大, 我的灵魂已溶入未名湖’。”

据顾鉴塘同志说，“生殖健康是一门新兴的国际前沿学科,也是人口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郑晓瑛便是率先在国内对生殖健康理论及其实践进行开拓性研究, 并提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其研究特点，按照顾副主编的概括，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 能以前瞻性的眼光, 依据国家的实际需要, 对生殖健康的内涵、生殖健康与人口政策、生殖道感染、STDs AIDS的防治对策以及生殖健康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系统性研究,尤其是能根据我国国情，对中国生殖健康涵盖的范围作出界定，从而为我国的生殖健康研究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框架”；“其二，充分利用其扎实的医学、人类学的自然科学功底，对涉及进化、生育、避孕方法及避孕药具、流产、性别鉴定与统计等的问题从社会医学和卫生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其三, 善于将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取得直接的社会经济效果。郑晓瑛曾经这样说过：‘目前，北大正在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我本人十分赞成这一模式。我认为科研只有与实际结合，才能真正为社会服务，促进生产力发展’。郑晓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关于《生殖健康导论》一书，顾鉴塘同志更是给以浓彩重笔，给予高度评价 ：

1997 年 10月，积累了郑晓瑛多年研究心血的 《生殖健康导论》一书正式出版。该书以大量研究成果为基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生殖健康的起源、发生与发展，生殖健康的内涵及实践，分析了有关生殖健康的实际操作问题，提出了生殖健康的评估体系。此书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生殖健康的理论专著。

时隔二十载，如今重读这篇引人瞩目的专题人物报道，无论是笔者还是读者、抑或该文作者或许最感滑稽、最具讽刺意味的，应该是顾鉴塘同志在题曰“严谨的治学态度”部分中，对已出任北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的郑晓瑛教授的如下刻画：“治学严谨是郑晓瑛科研成果经得起检验并能够在实际中得到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严谨，既渗透于郑晓瑛取得的科研成果，也贯穿在她带领学生实施项目攻关和教学实践当中。郑晓瑛是1996年被破格提拔为北大教授的；时年她刚满40岁；又过了两年，她已成为博士生导师” ；“作为新一届北大人口所所长，郑晓瑛学术上的治学严谨，又体现在其对研究所各项建设的周全考虑与周密安排上”。

据该文作者顾鉴塘同志透露：郑晓瑛教授“曾动情地说：‘我的今天归功于党的教育，北大的独特氛围及师长们的培训……’” ；或许是有感于这一“动情的”表白，故而在该报道的文末，顾鉴塘同志遂以如下深情饱满的文字收尾：“作为一位日具影响力的中青年人口学者，郑晓瑛身兼十数项国际国内重要组织的社会职务。惟其如此，她深感自身责任的重大。这位对培育她成长的北大有着深厚感情的学者曾对采访者这样说:‘我的学术道路是从北大起步的。身为北大人，我知道“责任”意味着什么……’。我们预祝郑晓瑛能不负重托，在今后的科研与教学上取得更多的业绩！”

在该书目录页之前，有出自郑教授手笔的八百字左右、引人注目的“内容简介” 。据该“简介”自诩：“本书根据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生殖健康的起源、发生与发展，生殖健康的内涵及实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同时，也对生殖健康的实际操作做了一些分析，并提出了生殖健康的评估体系。”该“简介”概括该书有四大特点，分别是“可读性强”、“实用性强”、“有一定的创新性”、“普及性强”。该“简介”自诩：本书讨论“每个问题都本着一个精神，即规范、严谨地提出问题，并用简洁的语言和充分的事实去解释”；“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可是，面对错漏百出的上述错讹，该书怎么可能“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有一定的创新性”？ 又如何“实用性强”、“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呢？至于“可读性强”“普及性强”，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除了抄袭剽窃而来的段落，凡是疑似出自作者手笔的文字，或者不知所云，或者语病连篇，笑话百出，不忍卒读，何以谈及“可读性强”“普及性强”？尤其是，郑教授对得起她自称的“党的教育，北大的独特氛围及师长们的培训”吗？

十三、“郑晓瑛现象”剖析

作为北大的考古学硕士、博士，郑教授为什么能在人口学界如鱼得水、呼风唤雨、有这么多荣誉、如此高的地位和影响呢？

据我的不完全观察和初步总结，郑教授有四板斧，即一则有历任北大校长撑腰，二则有各色项目经费八千万元人民币，三则不学有术，四则侵吞同事、博士生和博士后成果。因为有这四板斧，故成就了北大特色的“郑晓瑛现象”。

具体而言，郑教授的学科背景，本来与人口学相距甚远。她之能有今天，主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首先，她和现任校长之前的至少三任校长、主管副校长，都有非常好的私人关系。

其次，她以出生缺陷预防为主题，先后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社科基金、科技部、国家计生委和教育部社科项目 ，保守估计，拿了至少八千万元人民币课题费。这在全国高校所有的文科学者中，单论课题经费总额，应该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其课题费甚多，据说去年学校曾一次性奖励五十万元人民币。这些项目基本上都外包式经营，但郑教授在项目成果中都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SCI来源期刊。由于高校在人才评价机制中盲目崇拜SCI和课题费，这样一来，郑教授就占了绝大的便宜。

再次，郑教授长期担任人口所所长，在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的特殊背景下，加之北大在学术界的特殊地位，她近水楼台，得天独厚，人口所已然成为其说一不二的独立王国。

最后，郑教授每年都发表二三十篇所谓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合作作者，而合作者几乎都是她指导的在读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人员。

那么，在学术规范问题或者学术不端问题上，教授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在我这个人口学的外行看来，按照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尤其是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郑教授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在申请课题时，反复以出生缺陷和残疾预防为主题，申请973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存在学术不诚实的问题。

第二，在与在读博士生联名发表博士生学位论文有关内容为主体的论文时，郑教授不仅涉嫌侵占学生成果，而且对博士生的学位安全构成了现实挑战；因为按照国务院学位条例，博士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根据著作权法，署名者即作者；学位论文，只要有一部分是合作发表，即构成“合作作品”这一法律事实，由此造成申请学位时不再是“独立完成”的作品这一事实。学位论文的人身专属性 表明：作为博士论文，只能是“独立完成”的作品；若因合作发表，即造就“合作作品”这一法律后果。既然是“合作作品”，按照国务院学位条例，即不能授予博士学位；或者，授予了博士学位，但应予以剥夺。

第三，在郑教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SCI英文论文中，有不少是在已经发表的中文论文的基础上加以缩写或改写的。这事实上构成了一稿两发即重复发表的问题。

第四，郑教授迄今唯一独立署名“著”的专著《生殖健康导论》，如前所述，存在抄袭剽窃、伪注、硬伤等严重问题。

第五，或许是与其本人存在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问题有关，面对其合作伙伴、北大人口所副所长陈功教授被指认抄袭剽窃问题时，作为所长，郑晓瑛教授不仅不依法依规查处问题，而且还百般遮掩、颠倒黑白，为抄袭剽窃行为辩护 。

最近二十年多年来，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几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均出现了以抄袭剽窃为典型的学术不端丑闻。以北京大学为例，即已出现过王铭铭抄袭事件 （社会学系）、潘爱华及其团队抄袭事件 （生命科学学院）、黄宗英抄袭事件 （外国语学院）、于艳茹抄袭事件 （历史学系）等。郑晓瑛所长抄袭事件，或将刷新北大教授抄袭剽窃史上的新纪录。